摘要 是新修订后增加的新罪名,与普通诈骗犯罪相比,它有着自身的特点，鉴于新刑法对该罪的规定过于笼统和原则化，加上相关的滞后，对于如何认定合同诈骗罪，司法实践中，存在着诸多争议。不仅如此, 合同诈骗罪既保留了普通的共性特征,又表

摘要
合同诈骗罪是新刑法修订后增加的新罪名,与普通诈骗犯罪相比,它有着自身的特点，鉴于新刑法对该罪的规定过于笼统和原则化，加上相关司法解释的滞后，对于如何认定合同诈骗罪，司法实践中，存在着诸多争议。不仅如此, 合同诈骗罪既保留了普通诈骗罪的共性特征,又表现出自身的个性,它是一种以合同为掩护,手段隐蔽、情况复杂的诈骗犯罪,所以,此类犯罪的认定目前司法实践中是较为疑难 的问题。本文就合同诈骗罪的概念、特征、合同诈骗罪与民事欺诈及的区别,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并提出自己的观点,由此希望通过本文能够有利于在司法实践中正确认定和惩处此类犯罪。

关键词 合同诈骗罪 民事欺诈 合同纠纷

合同诈骗罪是一种以合同为掩护、手段狡猾、不易识别、涉及面广、数额巨大、危害严重的诈骗犯罪。在所有的诈骗类犯罪案件中，案件相当高的比例，已成为目前刑事司法实践中的热点、难点。本文将结合我国与刑法学基本原理就合同诈骗罪的特征，合同诈骗罪与民事欺诈行为的区别、与合同纠纷的区别等相关问题作一些浅显的探讨，以期对司法实践中准确把握本罪有所益处。
一、合同诈骗罪的特征
1、 合同诈骗罪的概念及构成要件
新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把合同诈骗罪归结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合同诈骗罪侵犯的客体是双重客体，即市场管理秩序和；其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在签订合同和履行合同的过程中，用虚构事实、隐瞒事实真象的方法，取得对方当事人信任，扰乱市场经济秩序，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合同诈骗罪的主体既可以是自然人，又可以是、其他经济组织或不具备法人资格的单位；其主观方面表现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并且只能由直接故意构成。
2、合同诈骗罪的表现形式
在合同的签订阶段，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明知没有履行合同的能力或者有效的，采取下列欺骗手段与他人签订合同，骗取财物数额较大或造成较大损失的，应当认定为构成合同诈骗罪，并追究刑事责任，具体表现为：
(1)虚构主体，编造并不存在的公司、单位与他人订立合同的；
(2)冒用或盗用他人名义，利用或使用盗窃来的其他单位的介绍信、合同章或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与他人签订合同的；
(3)使用伪造、变造或者作废、无效的票据、介绍信、印章或者其他证明文件的；
(4)隐瞒真相，使用明知不能兑现的票据或者结算凭证作为担保的；
(5)隐瞒真相，使用明知不符合条件的物、产权证明、文书作为合同履行担保的；
(6)使用其他欺骗手段使对方当事人交付款物的。
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构成合同诈骗罪，并追究刑事责任。
(1)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或履行合同的；
(2)后携带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款、预付款、、保证金等履行的财产逃匿的；
(3)挥霍对方当事人交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定金、保证金等担保合同履行的财产，致使上述款物无法返还的；
(4)使用对方当事人交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定金、保证金等担保合同履行的财产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致使上述款物无法返还的；
(5)隐匿合同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定金、保证金等担保合同履行的财产，拒不返还的；
(6)合同签订后以支付部分货款、开始履行合同为诱饵，骗取全部货物后，在合同规定的期限内或者双方另行约定的付款期限内，无正当理由拒不支付其余货款，或者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货款的。
二、合同诈骗中“合同”的含义
合同诈骗罪既然是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犯罪，那么界定“合同”的内涵与外延，对于合同诈骗的司法认定必然具有较为重要的意义。1999年3月15日九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在其第2条规定了“合同”的定义，即“本法所称合同是指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婚姻、收养、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适用其他法律的规定。”由于《合同法》的宗旨即在于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因而，这一关于“合同”定义的规定，应当作为合同诈骗罪之中“合同”含义的重要参考标准。根据这一规定，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应当包括所有书面形式的经济合同、民事合同。其中民事合同，既包括常见多用的债权合同，也包括、合同、等物权合同，不直接发生债权但确定共同、经营和分配盈余等方面关系的、、承包合同。但是，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以及上行政合同、劳动法中的和国际法上国家合同，不属于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
正确界定“合同”之义，还需要从这样几个因素入手：（1）合同诈骗罪被纳入刑法分则第三章破坏市经济秩序罪之第九节“扰乱市经济秩序罪”，因此，该罪中所谓的“合同”，必须能够体现市场秩序。凡与这种社会关系无关的各种“合同”、“协议”不在该罪“合同”之列。（2）在不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下考虑惩治犯罪的最大需要。虽然合同诈骗罪之“合同”在渊源上为经济合同，但立法渊源不应影响刑法的目的解释。换言之，只要除利用经济合同外，还可能有利用其他“合同”进行诈骗且足以扰乱市场秩序，而在刑法上将之解释为合同诈骗罪又有“可预测性”的，这些可利用的合同原则上都属于合同诈骗罪之“合同”。（3）考虑定罪证据的客观可见性。由罪刑法定原则决定，在合同诈骗罪的认定中，需要能够证明被告人所利用“合同”的存在的证据，是最起码的要求。合同具有各种各样的形式，包括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不同形式的合同，在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中具有举证难易程度的差异。因此，从证据的客观可见性来说，不应成为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但是应当注意，随着社会的发展，实践中出现了摄影、录像等，这些合同属于新的书面合同形式5。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可以表现为这些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