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借款合同纠纷的法律困境

　　【】一起借款合同纠纷的法律困境

　　近日，笔者接手了一起非常普通的案件。其案件本身并不复杂，然而在阶段，案件的权问题却始终困扰着笔者，而目前法院系统在立案管辖上的保守态度也让笔者对其重新审视之。

　　一、案情概要及初步分析

　　案情归结如下：自然人A居住于上海市甲区，曾于2007年向居住于乙区的自然人B分两次共出借人民币18万元，没有约定还款期限，也没有约定点，并由B书写两张交予A。现B拒不归还钱款，A委托笔者向法院。

　　本案属于简单的关系，并无其他相反的法律或规定借款合同的管辖问题，因此，按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借款合同纠纷案件应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借款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

　　二、被告住所地法院的初次碰壁

　　根据立案难度的大小，笔者首先选择的是被告住所地法院。根据当事人A提供的地址可知，B现居住于本市乙区，因此，笔者在准备好材料之后即前往乙区法院立案。

　　理论上，按照《民事诉讼法》“有明确的被告[1]”的规定，笔者只需提供被告的姓名及住址就符合法院起诉的主体条件[2]，并不必然要求被告的身份证明信息，如身份证、户籍信息等。至少在立案环节，法院立案庭应当仅仅进行形式上的查查，而非实质审查。原告提供的被告是不是“准确”，地址是不是“正确”，应由庭来判断和处理。

　　但法院立案庭的理解是，如果原告以自然人被告的住所地为管辖依据提起诉讼时，原告必须提供“明确且正确”的依据，这些依据包括但不限于：

　　(1) 被告的身份证明文件(身份证、户籍证明);

　　(2) 被告在此地距今已连续居住过一年以上(需要居委会或派出所的证明)。

　　然而，若要取得上述全部证明，对于原告来说并不容易。

　　首先是身份证明文件问题。在众多案件中，原告往往只了解被告的姓名、住址，却很难提供被告的身份证明。碍于目前上海的户籍调查制度，当事人必须聘请律师调查居民的户籍信息，而这样的调查过程必然将无谓地耗费当事人的精力和财力。尽管如此，但如果被告的姓名非常大众化或户籍信息根本不在上海，那就犹如大海捞针了。

　　其次是连续居住一年以上的证明问题。提供此种证明对于居委会或派出所来说并不是一种当然义务，无论出具证明与否都会存在种种麻烦。面对当事人的请求，有些机构的工作人员会十分认真的审查并出具一份可观公证的证明，但同时另外一些可能会因没有规定为由拒绝出具。在这种情况下，当事人往往束手无策，因此产生的寻租空间也是可以设想到的。再者，法律也没有明确规定连续居住满一年的明确界限，又有谁看到被告“连续居住”了?

　　事实上，这些障碍已经使得原告或者原告的代理人步履艰难。诚然，让原告提供被告的身份证明作为立案条件的做法能够最大限度地降低法院系统出错的几率，但这种做法对于原告来说确是强人所难，将把许多应受到法律保护地原告拒于法院之外或迫使原告不得不花费大量精力、物力去寻找被告的身份证明，徒增原告负担。

　　具体到本案，由于当事人A提供的B的地址仅仅是居住地址而并非户籍地址，因此笔者在上海市的人口户籍系统并没有查到B的户籍信息。之后，笔者根据当事人提供的其他细节，比如出生年月、长相、身高后再次前往位于福州路185号的上海市公安局治安总队技术室组合查询其户籍信息。令人遗憾的是，即便放宽了条件，在上海也查不到这个被告B，若B的户籍信息在外地，茫茫中华何处去寻，要是在外国，那似乎是要周游世界了，仅仅为了那18万的。

　　三、合同履行地法院的再次碰壁

　　在被告住所地法院碰壁之后，笔者转而寻求合同履行地法院。在一般的实践操作中，包括笔者在内的许多律师并不会将合同履行地法院作为首选的立案管辖法院，理由是合同履行地规则在目前各地的理解不一，容易引起某些法院搪塞推诿。

　　那么按照法律规定，借款合同的履行地在哪里呢?

　　最原始的司法解释是最高院于1993年做出的《关于如何确定借款合同履行地问题的批复》(法复〔1993〕10号)，其中规定：“合同履行地是指当事人履行合同的地点。借款合同是双务合同，标的物为货币。贷款方与借款方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分别承担贷出款项与偿还贷款及利息的义务，贷款方与借款方所在地都是履行合同约定义务的地点。依照借款合同的约定，贷款方应先将借款划出，从而履行了贷款方所应承担的义务。因此，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确定贷款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

　　该司法解释至今有效，那是不是说这个司法解释所确定的“贷款方所在地”就是借款合同的履行地呢?无论是笔者自己的判断还是法院的回答都是否定的。

　　关于此批复所针对的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鲁高法函<1993>44号《关于如何确定借款合同履行地问题的请示》，笔者查阅了大量的相关资料和网站均无法得知其请示的内容。但从最高院的批复来看，其最后用的词语是“贷款人”，而这种“贷款人”的称谓一般仅仅用于指代银行向自然人、或其他组织的贷款时银行的角色，而至于通常意义上的民间贷款，是不使用“贷款人”的称谓，而是使用“出借人”的概念。从这一层意义上讲，对于本案应该不适用。

　　然而，在上述司法解释之后做出之后，最高院又做出了《关于河南省南阳市银河商贸与中原国际实业延边分公司借款协议纠纷案的通知》(法函〔1997〕42号)，其中写到：“1995年3月13日，河南省南阳市银河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原南阳县农行大众公司，下称银河公司)作为贷款方与中原国际实业延边分公司签订了编号为NM9503——13协议书。该协议性质为借款合同，依照最高人民法院法复[1993]10号‘关于如何确定借款合同履行地问题的批复’，银河公司所在地河南省南阳市应为该协议的履行地。北京既不是被告住所地，也不是借款协议的履行地，故北京市所属人民法院对本案并无管辖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之规定，本院指定本案由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从这个通知中可以看到，最高院在适用这个文件的时候，并没有局限于银行向个人、法人或其他组织借款的借款合同，而是扩大到了包括民间借贷(无论是有效还是无效)在内的所有借款合同。根据这样的精神，本案的管辖法院就应该可以是甲区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