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卖合同若干法律问题的研究

　　关键词： /法律问题

　　内容提要： 文章考察了买卖合同与《》总则的关系、买卖合同的特征、买卖合同的瑕疵、风险负担及其与其他有偿合同的关系等问题。认为《合同法》框架下买卖合同中物的瑕疵担保责任已无存在必要；买卖合同中的风险负担是与违约责任相分离的一个问题；认为其他有偿合同在参照适用买卖合同时应根据具体情况分析。

　　一、买卖合同与《合同法》总则的关系

　　买卖合同是所有有偿合同的典范。买卖合同是最典型、普遍、广泛的交易形式，是自由经济社会营利行为之代表。《合同法》总则中许多制度都是以买卖合同为蓝本构建起来的，契约法中的绝大多数规则都来自买卖法[1].在《德国民法典》第二编第一至第七章关于法的总则性规定中，有很多规则都是来源于买卖合同；《德国民法典》的总则编也是如此。[2]在各国民法典中，买卖合同都规定于典型合同的首位，这充分证明买卖合同的重要性。但是即使如此，作为买卖合同的规定与《合同法》总则的规定仍非单纯为特别法与普通法的关系。两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判断，应当分门别类，因其性质不同而个别分析了解。

　　首先，《合同法》总则的规定，系从抽象意义上讲；而买卖合同的规定，则为确定性规范，即对总则内容进行了具体化。如总则中往往称之为、，在买卖合同中则称之为出卖人（在价金债务中为债权人，在标的物债务中为债务人）、买受人（在价金债务中为债务人，在标的物债务中为债权人）。又如《合同法》总则第94条规定了法定解除的类型，其中该条第5项规定：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而“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在买卖合同中则有许多具体规定。如《合同法》第164条、165条、166条、167条的规定均是。

　　其次，买卖合同出于具体合同本身或法律政策等原因的需要，为了减缓或者加重债务人的责任，则有一些修正性规定或排斥性规定。其中部分排除的，即为修正性规定。例如对于履行地点的确定，《合同法》总则部分第61条、62条第3项确定了一个标准，但是买卖合同一方面适用《合同法》第61条的规定，同时对第62条第3项却不再适用，而是在《合同法》第141条、160条单独确定履行地点。如果全部排除总则的规定，则为排斥性规定。如根据《合同法》第51条规定，无权处分的合同属于效力待定的合同。但是根据《合同法》第150、151、152条的规定来看，在买卖合同中，如果出卖人对于标的物的出卖属于无权处分，则出卖人应当承担权利瑕疵担保责任，即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既然出卖人承担的是违约责任，买卖合同在性质上当然属于有效合同。

　　根据买卖合同与总则的这种关系，在法律适用时，应当首先考虑买卖合同的有关规定，不能引用《合同法》总则的规定，而应当直接引用买卖合同中的有关规定。

　　二、买卖合同法律特征考察

　　《合同法》第130条规定：买卖合同为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

　　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买卖合同为双务合同、有偿合同、诺成合同、不要式合同。现就几个一般性问题作一简单探讨。

　　（一）双务与有偿并非一一对应的关系。即并非所有的有偿合同均属于双务合同，并非所有的单务合同均属于无偿合同。一般来说，双务合同中的“债务”必须是以后的债务，而在自然人之间的，由于其为要物合同，则标的物的交付非为合同生效以后的债务，而为合同生效的条件，不属于债务。因此如果是有偿的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仍属于单务合同，但为有偿合同。因此双务、单务与有偿、无偿之间的关系为：凡双务合同必为有偿合同，凡无偿合同必为单务合同。但有偿合同不一定是双务合同，单务合同不一定是无偿合同。

　　（二）对于合同书面形式要求的认识。买卖合同不要求必须采用书面形式，因此为不要式合同无疑。但是《合同法》规定借款合同《合同法》第197条）、租赁期限为6个月以上的（第215条）、（第238条）、（第270条）、（第330条）、（第342条）都应当采取书面形式。除租赁合同如果没有采用书面形式，法律规定转化为不定期租赁合同，其他合同是否成立或者生效，法律没有规定。多数学者认为这种书面形式的要求不属于合同的成立或生效要件，而应当属于倡导性条款。“形式不是主要的，重要的在于当事人之间是否真正存在一个合同。如果合同已经得到履行，即使没有以规定或者约定的书面形式订立，合同也应当是成立的。”[3]但从《合同法》第36条的规定来看，却有探讨的必要。第36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根据这条规定，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的情况下，只有当一方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可见如果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而且没有后面的实际履行行为，则合同未成立。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即书面形式应当是合同的成立要件。

　　（三）买卖合同的标的物必须是有体物，不包括财产权。既然《合同法》第130条明确规定为“移转标的物的所有权”，因此我国买卖合同的标的物不包括其他财产权，如债权、等，对于这些权利的买卖应当是参照买卖合同的有关规定处理。本人认为，《合同法》的这条规定参考了《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但有值得探讨的余地。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的目的在于规范国际间的“货物”买卖，因此其标的物当然属于有体物，而且应当是动产。该公约第2条还特别规定“本公约不适用于以下销售：

　　（a）购买供私人、家人或家庭使用的货物的销售，除非卖方在订立合同前任何时候或订立合同时不知道而且没有理由知道这些货物是购买供任何这种使用；

　　（b）经由拍卖的销售；

　　（c）根据法律令状或其他令状的销售；

　　（d）公债、股票、证券、流通票据或货币的销售；

　　（e）船舶、船只、气垫船或飞机的销售；

　　（f）电力的销售。“

　　而作这样的规定，恰恰是由于国际间货物买卖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因为许多权利的买卖只有在一个特定的国家范围内才能得到承认，如果放到一个国际环境中去，往往会产生许多额外的问题。如国际技术转让必须单独制定规则等。但是国内的买卖则不受这种限制，故《合同法》将买卖合同的标的物局限于有体物，值得商榷。从制定分则合同的根本目的出发，即尽可能准确、有效地规范典型交易行为，既然没有明显的理由区分有体物的买卖和权利的买卖，在买卖合同中排斥权利买卖，没有法律上的理由。虽然合同法本身规范知识产权的转让，即技术转让合同，但是对于其他权利的买卖则没有规范，而这就给法律适用留下了很大的空白，对于司法实践和理论探讨都是不利的。另外合同法的规定与其他现行立法也有一定的冲突，如《》第3条规定：是指以公开竞价的形式，将特定物品或者财产权利转让给最高应价者的买卖方式。根据这一条规定，财产权的转让也是买卖的一种。这给将来的法律适用也会带来一定的困难。